什么是邪教

我知道这个写出来肯定争议很大, 不过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贴出来.

要给邪教下个定义是很难的事, 但还是有一些准则的. 我比较倾向于从宗教本身的特点着手.

首先, 看现在不看过去. 要从现代的文明社会的环境来讨论, 而不能套用几百年前的社会环境; 同样,
评判某个宗教/教派应该看它现在的行为, 而不是看流传了千百年的教典,那些教典是千百年前写的, 现在基本上没人可以完全遵守, 因为当时的文化环境不同.

第二, 教徒违反法律与否其实不用考虑. 因为如果教徒违反法律, 自有法律制裁, 跟邪教不邪教没关系.

第三, 很多国家(很遗憾, 不是所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宗教自由, 基本上可以认为个人有信教的自由, 也有不信教的自由; 有信这个教/教派的自由, 也有信那个教/教派的自由. 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第四, 言论自由的悖论. 言论自由没错, 但种族歧视的言论就不对; 同样, 因信教或不信教就歧视他人的言论也不对.

第五, 人与人相互尊重的原则. 悲天悯人是好的, 妄自尊大就很糟糕. 同样,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宗教并存, 这是事实.

第六,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所以有些宗教有邪教的特点, 但还没糟糕到那个地步, 各位自己判断吧.

总体来说, 我对邪教的判断是以文化为主. 打个比方, 如果有个宗教宣传杀光中国人(即使没有实行), 这个肯定是邪教, 这是基于它提倡的内容.

 

1. 活人自称神. 这个基本不用解释.

2. 唯我独尊. 这个有点不好解释, 基本上每个宗教都觉得自己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 只要这个是关起门来说, 这个就不能算”唯我独尊”; 但是在现代社会, 如果某个宗教公开宣称其他宗教都是垃圾/错误/堕落等等, 这就是唯我独尊, 这就违反了基本的相互尊重. 我引用一句话”不得于教外称外教，不得于门外称外道”, 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 信教的人, 如果当面对不信这个教的人(包括信其他教的人)说”你是异教徒, 所以需要改变信仰才能得救,这就是邪教行为. 试想和尚碰到道士, 不该当面相互贬低,
就是这个道理.

3. 欺夺他人之信: 欺, 就是以欺骗的办法使人信某个教. 比如对教外之人说”不信我就完蛋了”,
这个就是欺骗, 因为人家还可以信别的教, 如果说信我就可以上天堂, 这个不算骗; 夺, 就是强迫他人信某个教, 比如说”不信我就把你家房子拆了”, 就是夺.

4. 提倡违反法律的行为. 这个无需解释.

最后, 我强烈反对任何向未成年人传教的行为.

历史是谁写的

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写的吗? 当然不是, 因为如果让广大人民群众来写历史, 写出来的估计是市井史. 我这么说并不是贬低广大人民群众, 而是因为历史是记录大事重要的事, 所以, 也只能以帝王将相为主. 历史是皇帝写的吗? 也不是, 因为皇帝没时间和精力. 历史是由有资格的文人写的, 首先必须是文人, 这个不必多说; 那么”有资格”怎么说呢? 这里的资格是统治者的认可. 各朝都有史官, 负责记录; 编撰正史的人必须是皇帝认可的, 通常是当时大师级的人物. 二十四史里很多出自唐宋两朝, 一来唐宋大家辈出, 二来隋文帝起下诏禁止私人修史, 正史都由官修, 以致后来私修正史销声匿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 而官修正史就是由那些有”资格”的文人写编撰. 这样的有资格的文人, 其实代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人集团的价值观, 因为写史不是写年表, 而是对前朝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评价不一定要用专门的语句, 简单的用词就暗含评价, 这一点我在<武曌—-我的历史记忆版本(一)>的开头提到过.

 

为什么要讨论史书是谁写的? 很简单, 史书很重要, 直接影响后世读书人的价值观, 尤其是正史里对人物的评价, 常常被延续下来. 我们(历史学家除外)现在所知道的历史, 就是由正史为主, 掺杂极少的野史组成的;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 多数是从正史里来的(三国例外, 世人知道<三国演义>超过<三国志>). 既然正史里有价值判断, 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这些评价当作金科玉律, 因为价值观道德观是主观的, 评价也是主观的, 这里的标准就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人集团的价值观—-即使主编这不想这样, 也得遵循这样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为他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之一. 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就是每一个集团(利益集团)都会自发地尽力为自己这个集团谋求利益和社会资源. 文人集团, 包括文官和想通过读书考试做官的读书人, 也不例外. 文人集团有一个”特权”, 或者说优势, 就是著书立说, 特别是史书. 既然史书多数是儒生写的, 那么就会大大宣扬儒生的价值观; 而后人读史书, 会更多地被这些价值观影响, 进而加强这种价值观.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 我要举几个人所皆知的例子. 但是我要说明, 我并不是要翻案, 也不是要评价这些价值观道德观对不对, 而是要分析各个集团是为自己这个集团谋求利益, 而编写史书在这里面的作用.

 

第一是刘备和诸葛亮. 自古以来, 文人都把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当作君臣关系的典范: 刘备无限信任诸葛亮, 诸葛亮鞠躬尽瘁. 其实从很多史料, 包括<三国志>都可以看出,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并不是儒生所歌颂得那么完美, 史学家也有不同看法; 但后世的文人集团莫不以此为典范, 其实是在对皇帝说: 如果皇帝待我们不像刘备待诸葛亮那样, 就不是好皇帝, 怎么能得到儒生集团的倾力服务呢? 这其实是整个文人集团向皇权所施加的道德压力, 而且这一压力是一直延续到后世的.

 

第二个例子是唐高宗和武则天. 上面提到文人集团向皇权施加压力, 因该看到, 皇权和相权(文官集团的代表)的斗争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之一. 即使皇帝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做任何事情, 杀任何人, 但在整个儒生集团和儒家道德面前, 皇帝的力量并不是那么强(只有开国皇帝比较猛), 政治力量也不是都在皇帝手里. 比如当年唐高宗面对长孙无忌的政治势力, 一开始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 后来通过长期的斗争(尤其在武则天的帮助下), 不断分化文官集团, 才扳倒长孙无忌,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唐高宗这么支持武则天, 因为他需要跟文官集团争夺权力, 需要武则天的帮助. 从文人集团的利益来看, 皇权的扩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史书里, 对武则天参政掌权大多是否定的, 除了传统文化上女性地位的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儒生集团要反对这种君权过强的情况. 由此延伸出去, 在史书里, 或者说在正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里, 掌权宦官和外戚都是被否定的, 都是极端负面的评价. 我倒不是为宦官和外戚翻案, 而是要说清这里的逻辑. 皇帝面对整个文官集团的时候, 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就必须要向文官集团以外的势力求助, 向武将集团求助不放心, 只好向宦官或者外戚求助, 所以就支持宦官或者外戚参政, 比如整个汉朝三百多年的历史, 宦官和外戚交替掌权. 与此对应的, 儒生集团极其痛恨宦官和外戚集团, 这也可以理解: 儒生要通过科举考试做官, 当然痛恨这种靠关系掌权的人了.

 

其实海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我想放在另一篇讲.

 

当然, 我不是说宦官或者外戚掌权更好, 也不是说皇权就该更强(强势的文官集团和相对弱的皇权对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有好处的); 我只是要提醒读史书的人, 要看到史书背后的集团斗争的本质, 而不是被表面的虚伪和迂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迷惑.

 

回到开始的问题, 史书是谁写的? 除了早期的一些个人行为以外, 史书主要是当时的文人集团的代表写的, 而文人集团, 在宋明两朝, 基本上是儒生集团(以后再说儒生集团). 所以在读史的时候要时刻提醒自己, 即使是正史, 也充满作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读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常识和判断.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太祖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这个space上贴不是自己写的文章,之所以要引用, 是觉得他说得精辟, 我再说就多余了.

 

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

　　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乾隆文字狱—-我的历史记忆版本(三)

如果列出中国古代史上对文化发展最具毁灭性的事件或者人物, 秦始皇焚书坑儒排在第一, 乾隆朝的文字狱和禁书运动至少可以排在第二了.

文字狱的历史太长了,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胡奇光所著<中国文祸史>. 西周起就有”陷文不活”的说法, 一直到唐代, 可以算是文字狱的开端, 文字狱还仅仅是个别事件, 没有成为一种常见的斗争手段. 北宋神宗年代新旧两党以诗文互相倾轧, 文字狱时断时续, 并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之一, 但获罪者一般都是贬官处理, 极少有丧命的; 南宋秦桧以文字狱打击主战派, 持续18年, 不少官员因此丢了性命. 明朝是中国文字狱发展承前启后的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善于从个别字句依个人喜恶随意杀人, 开创了以单个字杀人的浪潮(朱元璋残暴甚于爱新觉罗弘历, 但其阴险远远不如); 明世宗朱厚熜和明神宗朱翊钧大概是明朝第二个文字狱浪头.

清代是中国文字狱的高潮, 从顺治年间开始, 康熙, 雍正继续发展, 终于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 乾隆年间的文字狱, 不仅数量超过顺治, 康熙, 雍正三朝总和, 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过前朝. 根据郭成康, 林铁钧<清朝文字狱•大事记>, 顺治, 康熙, 雍正92年时间至少有41起文字狱, 乾隆一朝60年至少有140起文字狱. 南宋秦桧的文字狱持续18年, 清代乾隆朝的文字狱 持续40年之久, 可以算是中国文字狱之最. 顺治和康熙年间, 文字狱的重点放在压制汉人民族意识, 比如个人修史的纪年问题, 对明末清初人物评价问题; 雍正年间延续了前朝的特点, 还把文字狱作为打击各个政治派系的手段; 到了乾隆年间, 不仅继承了前朝的手段, 又创造了从查办禁书里制造文字狱, 从疯人呓语, 奇人怪谈里制造文字狱的新法, 更开创了禁书运动. 乾隆朝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从官员和知识分子延伸到普通老百姓, 出现了很多疯话案和百姓献诗献策献书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陷于文字狱呢?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隔膜>里说, “并非反动的还不少. 有的是卤莽; 有的是发疯; 有的是乡曲迂儒, 真的不识讳忌; 有的则是草野愚民, 实在关心皇家. 而运命大概很悲惨, 不是凌迟, 灭族, 便是立刻杀头; 或者斩监候, 也仍然活不出”, “这些惨案的来由, 都只为了隔膜” 这里的隔膜, 是说皇帝只是把大家当奴才, 表面上说爱民如子, 但很多人就真相信了, 于是献诗献策献书.

乾隆朝的文字狱有两次高峰, 第一次从”伪孙嘉淦疏稿”案开始, 间或疯汉案, 同时弘历以胡中藻案打击朝中派系, 有以查禁邪言野史想民间发展. 这里面的”伪孙嘉淦疏稿”, 缉捕人数千人以上, 案中之案84起, 遭处分的督抚大员十多名. 疯话案是乾隆年间一大特色, 指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写一些胡言乱语, 轻则杖毙, 重则凌迟. 后期的胡中藻案是借文字反朋党, 算是一桩大案.

第二次高潮是禁书运动, 即大规模地开展查收销毁各种书籍的运动, 并以修订<四库全书>为手段, 大规模修改古代典籍, 销毁各种书籍, 禁毁书籍达几千种. 清史大家孟森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 “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禁书比焚书还厉害, 不仅有烧毁的, 还有”抽毁”, 删改, 遭劫的书本共有71万卷(<国史旧闻>三<修四库书为禁书说>), 真是”一书成, 万书毁”. 禁书运动前期, 是筛选出禁书, 后期则是以两年为期, 要大家交出禁书获得宽大处理; 但是真正交出的, 仍然获罪. 很多书籍的作者已死, 居然将尸骨掘出, “锉碎其尸, 枭首示众”, 子孙斩首. 书被烧, 作者被鞭尸, 子孙都难逃一死, 这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弘历不仅发动两次文字狱和禁书运动, 对其中很多案件还做了详细的批示和判决, 然后各级官员就变本加厉, 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乾隆朝文字狱和禁书运动对中华文化造成的巨大打击不仅在于当时当地, 还在于后世的文人(我不敢随便说”知识分子”一词)经此一次, 脊梁骨基本被打断了(明朝断了一半). 最为讽刺的是, 弘历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我看现在的不少电影电视小说为玄烨, 胤禛, 弘历歌功颂德, 谓之”盛世”; 可是在盛世的幌子下, 那些满门抄斩甚至连尸骨都被掘出鞭挞的, 那些辛苦几十年写出的各种书稿被付之一炬, 还有很多古代典籍在<四库全书>中被删改以后销毁的, 难道都被后人遗忘了吗? 如果不知道这些史实写下那些小说剧本的, 那是无知; 明知这些还要去乱写的, 就是无耻. 无知无耻的文人歪曲史实, 任意夸大帝王, 把历史上一个阴险狠毒, 好大喜功的皇帝描写成善解人意、温文尔雅的形象, 我读后激愤, 写下一点东西, 抛砖引玉, 希望人们关注真实的历史; 可惜人微言轻, 不知道有几个人能看到一些被掩盖和歪曲的历史.

 

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

 

PS, Seagod兄弟问”乾隆时代为什么要比前朝更大规模的兴文字狱啊？”, 我不知道答案, 只能大致说说.

<中国文祸史>的作者认为, "雄猜"的君主容易大兴文字狱, 就是雄心勃勃并且猜疑心重的, 比如秦始皇嬴政, 明太祖朱元璋,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等等.  另外一个因素是大环境, 如果内忧外患, 皇帝一般无暇发动文字狱.

至于乾隆朝如此热衷文字狱, 我还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跟个人性格有关.

 

刘邦和项羽—-我的历史记忆版本(二)

刘邦和项羽的评论和文学作品都太多了, 我只说一点.

后世文学家对刘邦多有揶揄嘲讽, 贬刘邦而褒项羽, 一个似乎是市井无赖, 一个似乎是盖世英雄. 我不以成败论英雄, 但我相信成败并非偶然, 绝非一两次的胜负能决定的. 我要评论这两个人, 作为秦末楚汉相争的首领, 还是想说, 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 应该大处着眼, 不必细看那些小事, 正所谓”大行不顾细谨, 大礼不辞小让”.

<史记>里写刘邦起事前, “好酒及色”, 后来拜见吕公, 明明没有钱, 却说”贺钱万”, 分明是一个诈骗之徒; 起事时, 萧何, 曹参”等皆文吏, 自爱, 恐事不就, 后秦种族其家, 尽让刘季”. 看到这里, 我就感叹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 萧何与曹参才能都在刘邦之上, 但缺了胆识, 只能为人臣; 后来韩信领兵, 百战百胜, 但做事犹豫不决, 尽管是军事天才, 还是要臣服于刘邦. 刘邦有萧何, 张良, 韩信, 曹参等人辅佐, 焉能不胜, 所以 我一直觉得, 成功的君主, 最重要的不是某个方面的才能, 而是知人善任, 从善如流, 而且关键时候有胆识. 至于刘邦年轻时的劣迹倒是次要的. 刘邦在逃跑的时候把家人推下车确实卑鄙, 不过后来说”分我一杯羹”倒没有什么不对的, 因为不如此不能稳定军心.

反观项羽, 虽然英勇善战, 但最多是一个优秀的军团级的指挥官, 不足以做君主. 第一, 没有战略眼光, 又不知从善如流, 灭秦以后分封诸侯就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这有点像历史的车轮不能倒退一样, 分封诸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后, 无意统一全国的都会以失败告终. 这就好像清末帝制被推翻, 共和初步建立以后, 任何企图重建帝制都只是跳梁小丑. 第二, 太残忍, 多次屠杀俘虏并且屠城焚城, 更不要说后来火烧咸阳. 第三, 不能知人善任, 范增走后更是缺乏人才, 这个已经是尽人皆知的.

太史公对项羽的评价还算公允, 但对刘邦没有做太多评价. 以我观之, 不过是看两人作为君主是否合适, 是否有战略眼光, 仅此而已.

武曌—-我的历史记忆版本(一)

历来对于武则天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 读后甚为不平; 而且武则天是如此有名, 正好以她为例, 说说我的想法. 如果各位有兴趣, 不妨比较一下<旧唐书>和<新唐书>里的文字, 很有意思的.

我倾向于用她的姓名称呼她为武曌, 因为这是她自己取的名, 则天是她的谥号. “曌”这个字, 自武曌用过以后, 很少有人用作名字(但确实有人, 佩服), 此时不用, 岂不辱没了这个字. 当时她传位给太子李显, 后来的唐中宗, 李显尊她为则天大圣皇帝, 很快改为则天大圣皇后, 死后谥号则天大圣后. <新唐书>里没有提及”则天大圣皇帝”这个尊称.

文人写史, 往往寥寥数字, 褒贬毁誉便截然不同: 死, 卒, 薨, 毙, 崩一字之别, 人死便有重于泰山或者轻于鸿毛. <旧唐书>里把武曌放在<本纪第六•则天皇后>就比较公正, <新唐书>把她放在<列传第一•后妃上>里就太过分了, 其它后妃怎么能跟武曌相提并论呢? 我无意全面评价武曌, 只是说说几点看法.

要评论武曌功过是非, 首要的问题是把她当作一个帝王来评价, 还是当作一个普通女人/妻子来评价? 如果以一个帝王的标准来评价, 她至少可以打八十分. 作为一个作为古代的帝王, 最主要的就是他/她在位的时期是否促进国家的发展, 时候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虽然比不上李世民文治武功, 但如果没有武曌五十年执政, 承前启后, 哪有开元盛世. 所以即使是新旧唐书都从道德上批评武曌, 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治国能力和成绩: “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 胁制四海, 虽逐嗣帝, 改国号, 然赏罚己出, 假借群臣, 僭於上而治 於下, 故能终天年, 阽乱而不亡.”(<新唐书>语); “飞语辩元忠之罪, 善言慰仁杰之心, 尊时宪而抑幸臣, 听忠言而诛酷吏”(<旧唐书>语). 别的不说, 就是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这一条, 中国历史上能做到的皇帝也不多.

历来对武曌批评最多的大概是以下几点: (一) 不惜害死自己的孩子来陷害皇后上位. 这件事记录在<新唐书>里, <旧唐书>没有提及, 只说”皇后王氏、良娣萧氏频与武昭仪争宠, 互谗毁之”. 如果这事是真的, 那么算是一个污点. (二) 武曌上台以后杀了很多权臣和李氏宗族.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权利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李世民如果没有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 就是被杀死. 只要不是没有必要的屠杀就行了. 其实我总结这两条就是”心狠手辣”四个字. 当然, 有人说帝王制度本身就是血腥和罪恶滔天的. 这话没错, 但却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三) 纳男宠. 哪个古代皇帝只有一个老婆的, 武曌为什么不能有男宠(而且不论哪个朝代外戚的权势都不小)—-古人男尊女卑, 现代人不应该还这么想了, 那还有什么理由说她淫乱呢. 有意思的是, 中学历史课本对武曌的评价倒还算公正合理.

我不是要替武曌辩解, 而是要借她说出我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 评价一个古代帝王, 不是给学生写操行评语, 也不是讨论上台方式是否”正统”, 更不是挖掘后宫轶事; 而是看这个帝王是否推动了国家的发展(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等方面), 是否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 同样, 评价其他历史人物, 也应该遵循类似的原则, 以后会说到.

最后要提到, 唐朝妇女的地位大概是中国古代史上最高的, 跟当时的强盛开放有关, 武曌的功劳不小. 虽然我一直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但在文化上的进步(比如妇女地位提高)还是要肯定的. 在这一点上, 我很佩服她. 可惜中国经历了强盛开放的唐朝, 又进入了孱弱猥琐的宋朝.

引子—我的历史记忆版本

史书的作者都喜欢在每章末尾加上一段人物评论, 我觉得这才是作者最得意的地方. 写人纪事的时候殚精竭智于事件的取舍, 要尽量显得公正, 但又要把自己的观点加进去, 不免束手束脚; 只有在最后的短评里, 才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价值和道德判断, 这对作者来说, 大概是最开心的时刻吧. 可惜我没有资格写史, 只能在这里发发牢骚.

读史的时候, 尽管每个人对历史人物都可能有不同的评价(保留不同的记忆版本), 但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年青人和学生, 我觉得还是要向他们提供比较合理的(我不喜欢用”正确”这个词)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虽然说历史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 但教育年青一代有合理的历史观还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觉得, 评价历史人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 是以现代的标准还是以当时当地的标准, 以哪个利益集团为出发点(或者不以任何利益集团为出发点), 道德评论到底占有多大分量, 什么才是所谓的”历史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 等等.

如果没有写下来, 连我也不一定清楚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打算先评论几个有名的人物, 说说我的想法, 然后试试看能不能把我的想法说清楚.

顺便说一下, 历史教育(不是治史)里, 读史评史到底要读什么评论什么. 读史不是读那些“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大后洗脚”等无聊故事(李敖语), 评论人物也不是评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是野史的任务). 希望我能在以后的文字里写清楚.

信不信史书

故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怀疑。若矜奇炫异，抹杀事实，则好学之士不当尔也。

—-章太炎<史学略说>

 

读史书的时候, 你相信书上说的那些事情吗? 尽信史书不大可能, 可是哪些要质疑, 怎么质疑; 弄清史书上说得某件事情的真伪, 基本上是史学研究者的任务. 这里不说那些细枝末节的考据, 反正我也不懂; 只说大事—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大事, 你相信多少?

 

历来写史书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是原始文献的问题, 记录前朝的事, 总要查阅前朝的各种文献, 而这些文献在战乱中又多有遗失; 还有别人写得史书里的事件如何确证取舍, 等等; 我觉得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不是真正的问题. 真正影响史书真实性的最大因素, 在于作者本人. 章太炎先生在<史学略说>开篇就讨论史书分类; 而我在此只分两类: 官修史和私修史. 凡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就是官修史, 过去官修正史是一件大事, 由皇帝下诏开局修史; 而私修史则是由学者自行编写.

 

官修史要受到政府的指导, 或者说压力, 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虽说主持者在编写中有很大的权利, 但历代对前朝总会有一个评价的基调, 在此基调之上写人纪事; 别的不说,近三十年来中学历史课本的变化就是一个投影. 同时, 不论官修史还是私修史, 作者的个人的好恶也往往是核心问题之一. 作者总要在人物列传之后加上一小段评论, 其实这才是作者真正想说的话. 章太炎说:”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 历来文人都觉得自己是社稷栋梁, 若是仕途坦荡倒好; 若是命途多舛, 文字中则不免抒发悲愤. 前者如欧阳修, 不仅主持编写<新唐书>, 还私修<新五代史>; 后者如司马迁, 身受宫刑, 在自传中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在<史记>的<游侠列传>中描写栩栩如生, 文字激荡, 似有不平之意, 史书不该如此. 魏徵主编的<隋书>历来被认为秉笔直书, 不为尊者讳—-难道史书不是本该如此吗?

 

以上举的几个例子, 仅仅是正史, 至于其它就更不必说了. 而且到了现代, 私修史在中国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我没法举出很多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们所学过的看过的历史的可信度如何—-即使一件小事,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记忆版本, 由人写的历史就更不必说了. 至于说什么以史为鉴, 其实是说这句话的人应该做的; 而历史总在重复, 人们总在忘却.

 

最讽刺的一点是, 随着年岁增长, 逐渐能看出一点隐讳的东西, 而自己却更多使用曲笔.

自由思想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 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 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 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 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 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 选择后者.

—-王小波

 

    今天听说这个信佛, 明天据说那个信了基督教, 又总有人问我信什么. 每个人都有信仰, 区别在于说不说出来, 或者能不能说清楚. 我想应该写下来, 让自己弄清楚.

 

    人生而自由, 平等, 对自由的追求永无止境.

 

    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从专制向民主转变的, 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 思想的自由才是我最担心的. 人类文明至今, 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智慧和理性, 很多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抛弃, 或者造出一些泥偶木偶来膜拜; 同时也有一些人, 不遗余力地想让大家失去思考的能力, 想让大家仅仅被动地接受—-这一点, 古今中外皆然; 而人类确实是奇怪的动物, 真理在一开始总在少数人手里, 而且还容易被大众扼杀. 人的真正解放和自由, 必须是思想的解放和自由.

 

    可是, 总会有些人, 有些思想, 如同黑暗中的火种, 为我们增添一点光明; 我敬佩他们, 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或者思想启发人们思考. 在我看来, 人最宝贵的是每个人独立的理性思维, 是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的. 这是人最容易和最难坚持的—-说容易, 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强迫你想什么; 说难, 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思维的惰性, 都会倾向于被动地接受, 或者偏执的坚持, 这都是缺乏独立的理性思维的结果. 尽管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智慧积累了很多, 但大众在理性上只迈出了一小步, 偏执和盲从仍然充斥这个社会, 各种各样的教条仍然高高在上地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强迫人们放弃自己的思想.

 

    朋友问我的信仰是什么, 说信仰可能严重了点, 但是我的信念是: 人最宝贵的是每个人独立的理性思维, 这也是我最想坚持的. 小而言之, 就是要坚持独立的理性思考和批判, 不偏执, 学习而不盲从; 大而言之, 就是希望在此基础上, 每个人为这个社会增加一点有益的东西. 这个社会的多样性, 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果. 我知道即使要独善其身都很难, 更不用说兼济天下了; 可是又想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目标还是要定得高一点的. 我说独立的理性思考和批判, 不是说不学习, 而是不要轻易接受灌输,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 同时警惕不要固执. 我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用常识(事实)和逻辑.

 

    对个人来说, 独立的理性思维有两个大敌, 一是惰性, 勤思维就像身体一样, 要多用多锻炼多学习才能变得更好使. 另一个是缺乏信心. 很多人都知道”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这句话, 在我看来, 这句话的负面作用太大了—-如果人类的思考真的那么糟糕, 那就更应该好好锻炼和学习, 而不是放弃和盲从.

    对整个社会来说, 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思想禁锢, 灌输是自由思想的大敌, 而独立的理性思维正是解决的根基. 别人的思想很好, 我可以佩服, 但如果要强迫我接受, 我绝不同意. 我很佩服王小波用简单的语言说出的真知灼见：“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 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 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 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 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 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 选择后者.” 他宁可下地狱也不愿意去灌输别人, 就是这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 我反对任何强加的教条, 也反对任何试图使人们接受灌输的努力.

 

    正如很多人所说得, 科学的训练对独立的理性思维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现在科学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职业, 但科学的精神对社会太重要了: 尊重事实, 理性质疑, 开放等等. 良好的科学训练可以大大加强理性的思维.

 

    基本上我不喜欢宗教(但我尊重别人的信仰, 如果不来向我传教的话), 也不喜欢任何不基于事实的教条, 因为我觉得接受任何观点都必须是基于自己思考的, 而不是因为这个观点是谁说的; 同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比每个人的自由思想更重要. 我对死后或者来世的问题没有兴趣, 因为我坚信人活着精彩就够了. 我对鬼神（如果有的话）敬而远之, 因为我坚信求神不如求人, 求人不如求己.

 

    没有思想的自由, 人永远不能得到自由.

                                —- htscorpio    

 

    上面说的都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不想跟人咬文嚼字—-如果有人故意断章取义, 我没有兴趣辩论.

求诗

虽然秋主肃杀, 但我一向喜欢秋风萧瑟. 前年和去年的秋天, 我在West Lafayette, 乌云满天, 落叶遍地, 秋风卷起落叶乱飞, 街上空无一人, 一派萧瑟气象; 本是我喜欢的季节, 却因诸事困扰, 黯然神伤. 今年在Hanover看到同样的景象, 心境虽好, 却有想起去年种种, 百感涌上心头. 可惜不会作诗, 不能附庸风雅为赋新词强说愁; 想起一首:

秋风落叶满空山，古寺残灯石壁间。昔日经行人尽去，寒云夜夜自飞还。

但又觉得不够贴切. 也不是”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诚心希望各位高人推荐一两首诗词, 能描述我说的景象.

先谢过各位!

名将闲话 之 周亚夫

对于周亚夫的描写, <汉书>和<史记>大同小异. 他在细柳营军纪严明的事迹当然广为流传, “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更是言简意赅, 我却觉得稍微夸张了一点—-按理说他应该事先知道, 或者文帝车队接近就应该得到消息, 而且他怎么就能知道文帝不会因此而怪罪他呢? 但<汉书>和<史记>都这么说, 应该比较可靠吧; 或者说周亚夫有点做秀的成分. 周亚夫之父周勃为人“木彊敦厚”, 大概也遗传到了他身上吧. 所以文帝死前才会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令我感兴趣的是周亚夫之死. 一代名将因其军事才能被委以重任, 但却在政治斗争中招致杀身之祸. 历代帝王很少不猜忌大臣的, 尤其是那些功勋卓著者, 所以才有王翦出征时数次向秦王请求良田美宅, 才有萧何故意强买强卖民田以消除刘邦猜忌. 诸如此类的政治“智慧”贯穿中国历史, 近代亦然. 自古忠臣们认为利国利民的事, 就一定要坚持, 却触了帝王的禁忌; 这样的事读多了, 心中不免叹息, 更多的是觉得悲哀, 似乎看不到有什么解决知道. 所以我一向不建议中学生读史书, 就是这个原因.

   

名将闲话 之 白起

前言

过去看<史记>, 印象最深的是好多篇幅在写君臣钩心斗角, 至于具体的人事倒是不大记得; 其次是作者在每篇最后都会加上一段评论, 大概这是作者最想说的吧. 不光史记, 历来的史书, 最重要的就是评价人物, 而这一点在近现代似乎有过分发扬光大的味道. 我倒是不敢学太史公评论人物, 却也想乱说几句. 小时候看过得那些中国古代战争的故事, 有些著名战例和人物都还记忆犹新; 可是又有很多疑惑的地方, 现在写下来, 希望高人指点一二.

 

白起

看过他的生平战绩, 估计没有人会怀疑白起是伟大的军事家; 但后世多诟病其杀戮过多, 称其为“杀人恶魔”. 如果仅从<史记>或者<战国策>所记载来看确实如此. 我初读时觉得白起真是战无不胜, 再读觉得他确实杀戮过多: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白起“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 “(长平之战)前後斩首虏四十五万人”. 单从这三次战役来看, 白起确实杀人过多, 而且长平之战坑降卒四十万. <战国策>所记白起总的杀敌军人数比<史记>多一倍以上. 不过我现在想想, 觉得有不少疑问.

第一,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详细记载白起杀敌人数, 但并列的王翦的杀敌人数却没有一处记载. 王翦也是战无不胜之将, 秦灭六国战争中, 王翦功绩最大, 不写杀敌人数似乎说不过去. 而且当时秦的制度是按照首级数算战功, 王翦如果没有战功怎么能能领六十万秦军破楚.

第二, 秦昭王派使者令白起自尽, 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我不相信这是他的原话, 而是太史公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加上的.

第三, 太史公评论白起“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应侯.” 不过我却认为太史公对武将的评价稍微高了点, 因为我总觉得武将不该被卷入政治.

章太炎

两个月以前偶然看到, 觉得说得很精彩, 尤其提及” 作史而存《春秋》笔削之意，本非所宜”, 然后花了不少篇幅举例说明, 现在我再读史书里那些过去觉得很精彩的部分, 就会存有怀疑, 当然” 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

推荐<史学略说>是觉得这篇文章可以在读具体史书的人事以前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态度.

http://www.guoxue.com/deathfamous/zhangtaiyan/content/ggjyl_003.htm

唐史杂记—补

  我在前文提及唐高宗因立武则天为后之事问李(世)勣, 李(世)勣说:”此陛下家事, 无须问外人”.  我当时觉得李(世)勣是坚持不干预政事的原则(其实是不干预后宫之事), 前日读评论说李(世)勣其实表面中立, 暗中支持立武则天为后, 想想也有道理, 因为他说的”此陛下家事, 无须问外人”也可以认为是支持高宗之意. 或认为李(世)勣对皇帝多有阿谀, 不知真假.

唐史杂记

一

<新唐书>里说李世民和李建成争夺皇位的事, 提到太子建成邀世民饮酒, 在酒里下毒, 结果世民暴病吐血. 我最初看到这段话时觉得有点滑稽—-太子居然会用这种无聊的伎俩, 而且还没有毒死. 我把这件事说给LD听, 她大笑, 也觉得这事很夸张. 后来我在章太炎的文章里看到他对这一记载也不认可. 他根据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 认为并无此事. 我虽然认为以一两本史书来肯定或者否定并不确凿,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建成下毒的可能性很小.

 

二

李靖和李(世)勣都是唐初最优秀的军事家, 虽然不敢说百战百胜, 但当时恐怕无出其右者, 特别是李靖, 擅长出奇兵以少胜多(经典战例是以三千轻骑击破数万突厥), 这些在新旧唐书里都有记载. 引起我注意的是, 隋末李渊准备造反时被李靖察觉, 向隋炀帝汇报, 未成, 被李渊抓住, 经李世民求情救下, 后来屡立战功(我以为李靖一定会对李世民死心塌地以报答救命指恩). 后来李建成跟李世民争夺皇位, 玄武门之变前, 李世民曾向李靖和李(世)勣求助, 但遭到拒绝. 可是李世民即位后, 仍然重用这两人, 李世民曾说: 汉代修长城防御匈奴是劳命伤财, 而他只需要李(世)勣镇守北方即可; 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的武将, 比如尉迟恭, 并未因此就平步青云, 这说明李世民还是知人善任的. 而此事中的李靖和李(世)勣也为后人称道, 即武将不干政(或者说只忠于皇帝), 可能这也是后来太宗一直信任他们并且委以重兵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名将如云, 但如李靖和李(世)勣这样德才兼备的确实不多. 高宗想立武则天为后, 遭到众人反对, 召集几个心腹大臣商议, 李(世)勣称病不去. 之后高宗秘密地到李(世)勣府上向其询问, 李(世)勣说:”此陛下家事, 无须问外人”. 虽然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在此事上批评李(世)勣, 指李(世)勣应该反对, 但我觉得当时只是立皇后, 谁能想到以后的事情, 而且武将不干政可以说是一条黄金原则. 因此李(世)勣做的没有什么不妥. 当年岳飞虽然战功卓著, 但是干预高宗立储之事, 甚至一气之下称病躲到庐山上以示抗议—就算岳飞对于立储的建议再好, 也犯了大忌.

    我说这些可能有点过于明哲保身的味道, 但历史上有几个名将得以善终? 我中学的时候读<史记>, 没记住什么大事, 倒是觉得满书都是君臣权谋的斗争; 现在觉得其实古今一概如此.

 

隔座送钩春酒暖

               无题

              李商隐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世人皆赞”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独爱”隔座送钩春酒暖”一句. 不过春酒再暖, 也比不上两人相视一笑; 虽然众人高谈阔论, 却仿佛和自己无关.

    近来实在忙, 突然想到这首诗, 乱说两句.

引子

    为什么要批评中国的历史教育,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历史教育, 没有一个好的历史观, 人就不知道怎么看待现在的世界, 就会被那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正是“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举一个例子: 这一阵子关于日本想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的事真是沸沸扬扬, 当然要反对日本, 但为什么要反对呢? 真的是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吗? 或者说, 如果日本真的道歉, 我们就可以原谅他们吗, 过去的事就可以一笔勾销从而实现”中日友好”吗? ”中日友好”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看看历史就知道, 中日关系只有几种状态: 第一, 中国强大, 打败日本, 日本俯首称臣(公元七世纪中日在朝鲜半岛的白村江之战)[1]; 甚至中国还没有全面衰弱的时候, 日本就试图经过朝鲜进军中国(1592-1598年万历朝鲜战争)[2]; 第二, 中国衰微的时候, 日本就会毫不犹豫地想要吞并中国(甲午战争和后来的侵华战争)[3][4]; 其它都是过渡状态(学习状态或者侵略准备阶段, 包括支持倭寇骚扰中国沿海).

从以上简单的历史叙述就可以很清楚看到现在中日问题的实质: 在今后至少五十年里, 中国和日本将为了争夺东亚霸权地位(要注意到此时还有美国和俄国的影响)而在政治, 经济, 外交等等领域展开争夺, 战争也是很有可能的(很多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必将一战). 失败的一方将被迫走向衰落. 日本实在是个很厉害的民族, 坚忍而有野心, 落后的时候拼命学习, 强大的时候疯狂扩张, 在任何时候都充满野心要成为亚洲霸主, 永远都是我们的敌人; 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这些就是我们应该从历史里学到的, 也是历史教育的应该教会我们的. 顺便说一句, 对日本人来说, 他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没有错, 反倒是我们中国人每年不祭拜先烈应该觉得惭愧, 这也是教育的失败.

背景一(中日战争)

[1] 唐帝国在朝鲜半岛击败日本. 公元622年, 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 但这三国之间纷争不断. 655年, 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 新罗向唐朝求援. 660年, 唐军大败百济, 俘获其国王, 百济遗臣向日本请求救援. 从661年到663年, 日本不断向朝鲜半岛增兵. 663年8月, 白村江战役爆发, 唐军在刘仁轨的领导下, 以少胜多, 大败日本水军, 《旧唐书·刘仁轨传》中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 四战捷, 焚其舟四百艘. 烟焰涨天, 海水皆赤”. 这一战奠定了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百济灭亡后, 667年, 唐朝帮助新罗灭高句丽, 统一朝鲜半岛. 日本势力从此退出朝鲜半岛, 甚至在日本本土大兴土木, 防御唐军; 同时派出遣唐使的规模和频率大大超过从前. 这是日本第一次试图在东亚扩张. 此后日本九百多年没有出兵朝鲜.

 

[2] 明万历朝鲜之役.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 于1592年派二十万大军出征朝鲜, 妄图“长驱直入大明国”; 此时的朝鲜已经多年没有外族入侵, 军队没有战斗力, 很快短短几个月就被日军占领大部分领土. 此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经过七年反复战争, 在1599终于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 具体的战争过程就不详细说了, 注意到当战争之初日军攻占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之后, 丰臣秀吉宣称要迁都北京, 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 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就敢于口出狂言, 可见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是一脉相承, 从未中断过的.

 

[3] 甲午战争. 万历朝鲜之役后300年,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 相信大家都知道.有几点要特别注意到: 第一, 战争还是在朝鲜开始, 由日本和清政府干预朝鲜起冲突, 同样是陆军和海军都参战, 可是战争结局, 不仅中国失去对朝鲜的控制, 还失去台湾, 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 日本真正成为东亚霸主. 第二, 日本在出兵朝鲜之时就制定了海陆并进的”作战大方针”, 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 打败清军, 压迫清政府屈服.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日本对吞并中国有长远的计划, 与当年丰臣秀吉的野心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十九世纪日本强大和侵略以前对中国情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4] 二十世纪日本逐步侵略中国和全面战争不用我多说, 要看到此时的日本已经不仅仅着眼于中国, 其战略意图染指整个亚太地区, 想成为亚太的霸主.

 

 

我对历史教育的想法

回到正题, 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教育究竟有什么不妥?

最失败的地方是很多年轻人没有民族自豪感, 这是我的感觉, 没法论证. 历史教育怎么产生民族自豪感? 就是要强调祖先的强盛, 让年轻人知道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几千年来, 多少个庞大的帝国, 如罗马帝国, 阿拉伯帝国, 分崩瓦解, 再也没有重新站起来; 中国虽然历经战乱, 但还是坚持到现在,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 其中原因, 一来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文字(从来都是未来少数民族被同化), 二来还跟强大的军事实力密切相关.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避重就轻, 对国内农民起义战争的意义过分拔高, 对历次反击外来侵略战争和强势的扩张轻描淡写, 这就是本末倒置—-没有反击外来侵略, 中国可能跟那些欧洲小国一样, 成为匈奴的牧场; 没有当年的扩张, 哪有现在的广阔疆土. 古今中外, 任何丢失领土的行为得到的都是负评价, 从无例外; 开疆扩土从来都是被本国人称赞(看看西方电影无止境地描述亚历山大, 恺撒等等征服者, 而在中国流行的是什么); 当然, 我绝对不是说像日本那样疯狂扩张, 因为那等于自杀, 强势的有限扩张是强大的象征和国家的需要.

为什么古时候中国人被称为汉人, 而不是秦人或者宋人; 为什么有史以来只有”汉”和”唐”两个字保留至今用来指代中国? 因为强盛. 汉帝国的强大, 也许只有鼎盛的罗马帝国才可以媲美. 汉武帝时期通过几次战役逐步击败匈奴(我想当时中国骑兵的战斗力应该时世界第一的, 这一点没有考证过), 同时还在中亚各国建立势力范围, 征召多国部队, 共同讨伐匈奴和其它不听话的小国(这不就像今天的美国吗)[5], 由此中国的版图大大扩张. 历史课本里虽然提及, 但其描述远远不够, 也没有写出其历史意义. 另外还有一个事件, 前36年, 因郅支单于杀中国使节, 西域总督府副校尉陈汤调发各国军队连同汉军攻陷郅支城, 斩郅支单于首级, 送回长安, 并在奏折中写道:”明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 真是言简意赅! 另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唐朝[6], 当时的文治武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不仅其政治, 经济,文化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 还不断扩张, 收复昔日去失去的领土. 值得一提的是, 西汉时期不过限于移植屯垦, 主要的是断匈奴右臂的军事联盟; 而唐帝国在西域获得的是完整的胜利, 从公元七世纪起, 却设置州县和军区, 把西域纳入中国行政系统, 正式成为中国领土.

没有过去的扩张, 就没有今天中国广袤的国土(今天的新疆, 西藏, 青海, 内蒙古的大部分都是当时扩张的成果. 再次强调, 古今中外, 任何丢失领土的行为得到的都是负评价, 从无例外; 开疆扩土从来都是被本国人称赞. 当然, 扩张要以实力(军事, 政治, 文化, 经济等等)为基础, 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强力反弹, 有限扩张”. 如蒙古般的疯狂扩张, 仅仅建立在军事基础上, 没有文化背景, 就如同过眼云烟一般, 来得快去的快. 只有如汉和唐时期的扩张, 才能为现在广阔的国土打下基础.

 

第二, 中国是大国, 大国的国民就要从历史教育中培养大国的观念和心态, 就应该抛弃迂腐的观念. 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不过是中国国力不强时说的, 听听还可以, 如果当真, 恐怕下场就跟宋襄公一样. 实力不如别人的时候要忍让, 但别把忍让当作目标. 在历史教育里, 就应该潜移默化这样的观念. 这就是典型的投机的小国政府和国民文化. 同样, 历史教育要培养年青人的战略眼光, 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待现在的事, 有了这样的土壤, 才能出现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

 

第三, 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 中华帝国在过去这么长时间曾经是世界的辉煌, 但是古老的帝国也有很多阴暗龌龊和不堪回首的画面; 我们曾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是亚洲的霸主, 可是到近代落后了, 被别国欺侮, 于是有了火烧圆明园, 南京大屠杀, 无数屈辱的条约……我们心里应该铭记祖先的辉煌, 同时也不能忘记近代的失败和耻辱(我一直在想, 我们应该有一个”国耻日”, 用来记住过去和现在的耻辱), 这就是知耻而后勇. 历史教科书有一种倾向, 把过去的失败和耻辱归罪于当时的政府和人们, 好像跟现在没有关系, 但失败虽然在过去, 但中国人是一个整体, 现在的中国人仍然要承担失败的后果, 所以, 过去政府的无能就是中国人的无能, 过去的耻辱就是现在所有中国人的耻辱, 这是不可能丢掉历史包袱(就好比把文化大革命归罪于一小部分人是非常不负责仁的, 它是全体中国人的灾难,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反省). 同样, 我们应该在文化上反省, 但是反省不是抛弃传统文化或者割裂历史; 我们也应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就像日本那样学习), 但绝不是培养自卑感, 绝不是妄自菲薄, 这才是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

 

有时觉得过去的历史教育给我一些错误的观念, 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国与国交往的原则, 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价(唯物史观不是万金油), 等等, 仓促写下这些想法, 也许很偏激吧, 不过也能提神.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背景二

[5] 西汉反击匈奴. 从战国时代起, 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不断试图入侵中原, 在秦代, 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 当刘邦创建的汉帝国统一全国的时候, 冒顿单于在北方统一匈奴. 公元前200年刘邦率领大军进攻匈奴, 在白登山被围, 差点全军覆没, 使用了一招”反美人计”才逃脱. 此后汉朝一直以和亲政策换得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但匈奴人并未停止骚扰汉朝北部边界(匈奴汗国东到辽东半岛, 西到西域(新疆), 南到河套地区, 比中国版图还大). 由于实力悬殊, 汉朝一直忍让, 但同时大规模养马和训练骑兵. 经历惠帝, 文帝, 景帝的休养生息, 前133年, 汉武帝即位第八年, 王恢率军三十余万, 埋伏在马邑城(山西朔州)左右山谷之中埋伏, 引诱匈奴进军; 就要成功之时, 匈奴得知真相, 急忙退兵. 之后匈奴立即恢复大规模入侵, 但此时的汉帝国已是今非昔比, 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从此汉帝国与匈奴大规模战争拉开了序幕.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我个人称其为”汉帝国反击战”), 从前129到前119年, 通过五次战役, 把匈奴赶到瀚海沙漠群以北, 在河西走廊设立了四座城市：酒泉郡(甘肃酒泉)、武威郡(甘肃武威)、张掖郡(甘肃张掖), 敦煌郡(甘肃敦煌). 在这五次战役中, 汉帝国骑兵所展现的战斗力令人震惊(我一直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匈奴引以为豪的骑兵也是败多胜少. 其中, 第一次战役(前129-127年)把匈奴赶出河套, 兴建了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 第三次战役(前123年)是失败的战役, 卫青下属的右将军苏建的三千骑兵全军覆没, 前将军赵信兵败投降匈奴. 第四次战役(前121年)是霍去病辉煌的开始, 他两次从陇西(甘肃临挑)进击, 越过焉支山(甘肃胭脂山)深入一千余公里, 杀三万多人, 迫使浑邪王向中国投降. 第五次战役(前119年), 卫青从定襄, 霍去病从代郡, 向匈奴总攻. 卫青领军深入匈奴汗国五百公里, 伊稚斜单于仓促迎战, 大败, 向北突围逃走. 卫青追击到寅颜山的(蒙古哈尔和林西南)赵信城, 不见敌踪; 霍去病领军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 杀七万余人, 霍去病追击到狼居胥山(蒙古肯特山), 登顶祭拜, 后来才有了”封狼居胥”. 第二阶段是通过外交努力和军事威胁在西域各国建立势力, 共同对付匈奴. 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就广为人知, 他本是为了寻找月氏国一起夹击匈奴而出发的, 此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包括与匈奴争夺在中亚各国的势力, 汉帝国终于在西域各国建立了强大的势力(中间的过程就不详细叙述了), 前60年, 郑吉担任首位西域都护, 都护府设在乌垒国(新疆轮台东北), 中国在西域势力进一步增强. 前54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汗国, 互相攻击, 争相派遣太子到中国充当人质以寻求援助. 前51年, 呼韩邪率领南匈奴汗国向中国投降, 并到长安朝觐, 被准许在河套地区居住. 北匈奴汉国在南匈奴汉国的攻势下被迫向西移动, 灭掉坚昆国(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和丁零部落(贝加尔湖畔), 郅支单于向中国要求送还充当人质的太子, 等太子一回来, 却背信弃义杀了护送太子的中国使节谷吉, 可是又害怕遭到报复, 只好继续向西迁移, 与康居国(哈萨克突厥斯坦)结成同盟. 前36年, 郅支单于杀中国使节后第八年, 西域总督府副校尉陈汤调发各国军队连同汉军共四万余人, 攻陷郅支城, 郅支单被斩首, 首级送回长安, 陈汤在奏折中写道:”明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 从此北匈奴汉国灭亡. 呼韩邪单于成为匈奴汗国唯一政权, 不久离开河套, 回到北方他自己的故土. 公元48年, 匈奴汗国再度分裂为二, 南匈奴汗国臣服中国, 北匈奴汗国继续与中国为敌. 后来南匈奴不敌北匈奴, 迁入长城, 在中国的完全管辖之下. 73年, 窦固出酒泉(甘肃酒泉)西进, 直到天山, 占领北匈奴汗国最肥沃的耕地之一伊吾卢(新疆哈密), 留兵屯垦; 耿秉出张掖(甘肃张掖)北进, 直到三木楼山(蒙古工则克山), 北匈奴坚壁清野, 向后撤退, 没有受到重大创伤. 85年, 北匈奴汗国的七十三个小部落投奔南匈奴汗国; 87年, 北匈奴被鲜卑部落击败, 又有五十八个部落共二十八万人, 归顺南匈奴汗国. 89年, 窦宪出朔方(内蒙古磴口), 邓鸿出五原(内蒙古包头), 南匈奴出满夷谷(内蒙古固阳北), 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后深入瀚海沙漠群一千五百公里击溃北匈奴主力, 单于向西逃走, 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 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 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立碑纪念. 91年窦宪派耿夔、任尚, 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 , 耿夔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歼灭北匈奴, 皇太后亲王以下五千余人, 全部被俘, 北单于突围逃走. 这次战役对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 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向西流亡, 四世纪时, 侵入黑海北岸, 引起多米诺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移, 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 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 向西侵入罗马帝国, 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 北匈奴汗国西迁后, 名义上的南匈奴汗国实际上是汉帝国的臣属, 直到三国时曹操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 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 直属中国中央政府, 单于名位撤销.

—-以上这段文字部分改写自<中国扩张史之: 汉与匈奴> 作者: 叶飞鸿; 同时参考<后汉书>的<卫青霍去病传><匈奴列传><傅常郑甘陈段传>

 

[6] 唐代的强盛是各个方面的, 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等等,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 西汉时期不过限于移植屯垦, 主要的是断匈奴右臂的军事联盟; 而唐帝国在西域获得的是完整的胜利, 从公元七世纪起, 却设置州县和军区, 把西域纳入中国行政系统, 正式成为中国领土. 我没有时间简写这一部分, 有兴趣可以看看相关文章.—-改写自<中国扩张史之鼎盛大唐>, 不知道作者是谁, 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我.

 

项羽, 韩信, 刘邦

项羽: 做师级指挥官最合适–战术

韩信: 集团军指挥官–战略, 战术

刘邦: 君主–战略, 战术都烂, 唯独会用人

回答一个朋友的质疑.

文人与知识分子

只是想说说近几年来读的几本闲书的一些感想, 不是写考据和论证――做学问应从小处着手, 上面的题目这么大, 够好多人拿博士学位的――兴趣所至, 随意发挥, 望见谅.

先说文人. 我说的文人, 指中国自古以来的读书人――或者说儒生. 历代文人的主流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通过”学而优则仕”希望名留青史. 就是说除了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在政治上也要有所作为, 或如苏秦、张仪纵横捭阖, 或如管仲、乐毅成为国之栋梁. 比如唐朝的魏征,名扬千古的谏官直臣, 后人诸多称赞; 但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他还主编<隋书>八十五卷, ”立德、立言、立功”都做到了. 就后人和史书的评论来看, 为官从政所得到的赞誉远远超过治学. 同时, 在文人的群体里, 这样的价值观也是被广泛接受的, 即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仕途(在我看来, 这不是贬义的, 即使是”忠君爱国”也没有什么好批判的, 因为我们不能用现代民主社会的观念来评价古人,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不能抛开当时当地的背景――这是题外话).

我想有两个因素对中国文人的这样一种积极入世的观念起了相当大的推动. 第一是科举制度. 基本上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拔官僚的制度, 通过考试而排除出身、贫富等等其他外在因素来选拔官员, 使得广大普通文人有了入仕的机会, 同时对国家来说可以更广泛的选拔优秀人才; 如果有什么不对, 应该归罪于考试的内容. 科举对文人这一主流传统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是中国自古以来史学的发达. 所有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希腊神话>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因为从孔子编撰<春秋>开始, 神话的衰弱和史学的发展就开始了. 历代王朝大都设有史官, 隋文帝起下诏禁止私人修史, 正史都由官修, 以致后来私修正史销声匿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 ――由此可见对修史的重视. 史书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仅体现了作者和官方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同时也加强了上面说到的文人的主流传统, 因为史书里评价文人多是以立德立功为先, 立言为次(更有甚者,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还创了<死节传>来强化这一评价体系).

及至近代, 文人这一传统不仅没有减弱, 甚至还在加强, 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 单单治学显然远远不够. 如康有为这样的大儒可说是一个典范吧. 可惜后来战乱不断, 加上文革(文革是全体中国人的灾难, 每个人都是施暴者和受害者, 全民族都应该反省)基本上破坏了这一传统, 现在的”文人”的情况如何, 后面会说到.

文人不是知识分子吗? 我所认为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从事某一专业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等等)的脑力劳动者, 同时自觉坚持对主流社会的理性批判(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言简意赅地阐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状, 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 福柯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 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 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 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 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 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 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 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我的理解是, 知识分子虽然身处主流社会, 但仍然坚持时时跳出主流社会进行自觉的理性批判. 这一理性批判的传统大概是从苏格拉底传承下来的吧, 他的”牛虻”可能就是指这种批判. 十九世纪末法国的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中的表现堪称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因为他的呼吁不是出于国家利益, 而是出于正义、社会良知或者人文关怀, 这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与其它批评的分界线. 因为基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总体利益的批评基本上可以由官僚体系和社会的其他压力集团来完成. 这里在举一个化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典范的例子: 美国化学家L. C. Pauling(鲍林)(1954因化学键理论得到诺贝尔化学奖, 1962因反对发展核武器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化学键理论和生物化学上的贡献使他成为杰出的科学家, 而为和平而奔走呼吁使其成为杰出的知识分子.  

中国历代文人虽然不乏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 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对主流社会进行自觉的理性批判的精神从来就没有进入历代中国文人的主流文化中, 甚至连支流也不是, 而近代以来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的萌芽却被文革和其它一些东西完全扼杀了. 近二十多年来这一精神又有零星萌芽.

比较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和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其实不是我的目的: 比较是必须的, 但是下结论需要非常谨慎. 而且结论也并非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 现在中国的”文人”(科学家, 文学家, 经济学家等等)能不能以西方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融合断裂的传统, 重新建立知识分子的精神, 当然, 不会是完全西化的.

草草收尾, 并非效仿春秋笔法.

    这两天看了李敖的<北京法源寺>, 非常喜欢――前提是不要把它当小说来读――不仅在于里面讨论的很多东西我都挺有兴趣的, 更在于作者的一些观点和我想的一样(或者说我有类似的想法但是没办法表达的那么好). 李敖不愧是大师, 各种史实典故信手拈来, 气势逼人.

    李敖说:“《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 这里列举的二十个主题我都很有兴趣. 我自己评价李敖的观点是: 坚守原则而不迂腐. 尤其是对君臣和忠奸的评论, 可以说是继承的历来儒家的精髓. 不过我对其中佛学的论述还是有所困惑, 等我想清楚再说吧.

    作者在后记里说:”“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 我的理解是: 写大人物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就好像那些大人物的精神到自己身上来了, 怎能不振奋自己: 我当时看汉武帝时代击败匈奴那段历史, 都要流泪. 不过振奋人心倒未必—-如果不喜欢读历史, 怎么有共鸣?

    读到故事最后<古刹重逢>我非常强烈地觉得李敖以康有为来影射自己, 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悲哀和生不逢时的感觉: 本该属于他的时代, 他的作品被禁, 还两次入狱; 等他被尊为大师, 大众关心的却是他的花边.

    开卷有益, 向各位推荐这本书; 但如果你自认对历史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共鸣, 开卷未必有益.

 

莫向残碑说安史，景山鼙鼓更凄凉。

 

我为什么没有宗教信仰

美国真的是一个宗教的社会,教会的势力庞大(好在有法律限制了他们), 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是少数. 我曾碰到过一次两个年轻人上门传教, 我借口要出门就拒绝了他们, 没什么好说的－－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不信仰任何宗教的理由是: 每个人的独立思想是最重要的东西, 也是每个人最容易和最难保持的, 可惜好多人却一定要放弃它. 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宗教, 都要求教徒虔诚地信奉其教义,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上帝或者安拉说了什么, 他们的教徒应该无条件的相信和执行,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不错, 我是无神论者(还要加上”鬼神之事, 敬而远之”), 但无神论不是我不信教的原因. 如果今天上帝在我面前出现并且显示他的神通, 那么我可以相信有上帝存在, 但我仍然不信基督教, 因为接受任何观点都要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 而不是因为这个观点是谁说的－－我承认这很难, 但还是要努力.

我相信大部分能被广泛接受的宗教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应该是正面的, 但也是普世的, 不是某个宗教专利. 比如尊老爱幼, 这是整个人类社会所提倡的, 而不仅是某个教义所提倡的. 如果有人跟我说要多做善事, 我很支持, 但这跟宗教有什么关系呢? 就这一点来看, 世俗之人如果真的心存善念, 信不信教又如何呢? 所以我没有兴趣去反驳任何一个宗教的某些教义: 如果真的是被大家普遍接受的, 那么应该是普世的; 否则极端的东西很难广泛传播. 至于说以信不信某个宗教来区分人死后能不能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如果真的有), 这真是一种可笑的看法: 人怎么可以因为自己脑袋里的思想而获罪呢? 人的行为才是判断的原则.

应该承认我对佛教比较有好感, 那是因为真正的佛教不霸道, 不太像一个宗教, 它对世界的解释很不错; 我也同意道家(不是道教)的一些世界观, 因为很好.

那么什么让我敬畏呢? 自然.

(如有冒犯之处不必原谅)

开场白:我喜欢的台词之一

洪七 ：这个沙漠的后面是什么地方？

欧阳峰：是另外一个沙漠。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山后面，你会发觉没有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但是他不会相信，以他的性格，自己不试试是不会甘心。

刚刚建立了这个空间, 就用这个做第一篇东西吧.  读本科的时候看《东邪西毒》, 无论如何看不下去, 现在倒是挺喜欢的.